后弗洛伊德学派对梦的精神分析观点

不同精神分析导向的学派各自发展了他们对梦的看法。虽然荣格(1974)是第一位与弗洛伊德决裂的人，但他并未完全背离弗洛伊德的观点，只是转移了重点。他强调梦境公开地而非暗中地表达了内在世界，比弗洛伊德更注意梦的表面内容，梦是“一种未经乔装的象征，它旨在显现”。他所提出的“被潜抑的双性‘阴影自我’(the repressed bisexual shadow self)”认为梦是“补偿原则”(compensation principle)的涌现，换句话说，梦重新建构表达潜意识的影像和情绪，藉此重新建立心灵的平衡。他将注意力从驱力转向自我，主张梦中的各个人物是做梦者忽略或潜仰之自我的某些部分。这样的看法以另一方式出现在自体心理学的论述中。荣格认为梦虽是潜意识的呈现，但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另类理性”。套句罗蒂Rorty(1989)的话，梦以“最适合我们的方式呈现”。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第一次完整地从地志学角度谈心智概念的一本书。弗洛伊德从未由他更臻成熟的“结构”理论(Freud 1923)，全盘修改他对梦的看法。弗洛伊德晚年承认梦中的自我(ego)在面对本我和超我的要求时，确实扮演着解决冲突的角色。这样的看法就更接近荣格学派的理论了。自我心理学家在这个主题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强调梦的“显性内容”，并认为梦是自我所建构的，目的在企图恢复那被潜抑的情感。Erikson(1954)在一篇经典论文中，重新分析“Irma”之梦，并告诉读者，这个梦的外显内容如何呈现自我的挣扎，其中包含着困扰着弗洛伊德所有的疑惑和冲突，尤其是他既想和非犹太的医界区分开，但又渴望众人认可他为领袖的冲突。Erikson认为Irma 之梦显然是“由上往下的梦”，亦即导因于最近的冲突，而非“由下往上”，亦即源自婴儿期的冲突。最近的历史研究也认为lrma 之梦与最近的事件有关，梦中弗洛伊德满脑子充满了Fliss 给Irma进行鼻子手术的焦虑，而事实上弗洛伊德当时正打算开除他的这位精神导师Fliss。

Lewin(1955) 所提出的“梦境荧幕”(dreamscreen)说法，使精神分析的解梦观有了重要的突破。本世纪初电影问世，于是梦被类比为电影，但Lewin 问道：“梦所投射于其上的‘荧幕’为何?”他认为除非是“空白”的梦，否则它所投射于其上的是平坦而无形的母亲乳房。就像Pontalis所说的:“对弗洛伊德而言，梦是母亲身体的置换……做梦者藉由梦与这个身体性交”。

Lewin 对于梦的领悟，使客体关系的分析师认为梦本身就是一个客体，而患者与其梦的关系以及描述梦的方式，和梦的内容同样重要。因此，患者如果用长而琐碎的方式描述他的梦，而让分析师无力招架，那么，也许患者正在传递一个困惑和心灵受困的感受；或者，他为了摆脱自己内在的敌意和惊吓，而把他的梦“倾倒”(evacuate)给被动的分析师。唔谈中，若患者强迫性地回忆梦中的每一个细节，则可能反映患者害怕漏掉内在的好东西，他认为除非保住并尊重每一个创造，否则他的内在世界恐怕会无法存活；它也可能对比出患者梦境的多彩多姿和清醒时的情绪贫乏与忧郁。“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患者分享夜晚的精彩创作，是为了吸引我们的兴趣，他们本来应该学着用直接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情绪”。

梦境荧幕的想法营造了梦的脉络——做梦者与分析师的关系就做梦一样重要。有位患者告诉分析师在她的梦里，“你就躺在我身边，你的手环绕着我，一切是如此平静和谐，没有任何性的意味。”但在整个晤谈中，患者一直感到焦虑、紧张，白天她也对分析师有许多性幻想。这个“幸福之梦”呈现了患者渴望一个与母亲共融的片刻——很遗憾地，这一直是她童年所未曾拥有的，但这个梦同时也在责备分析师，因他无法提供她所渴望的东西。

我们一旦从关系脉络了解梦，就可能将梦视为弗洛伊德所谓的“睡眠中的思考”(sleeping thoughts),“基本上，梦就是某种特定形式的思考”。就像Brenner所说的，“我们从来不曾全然醒着或全然睡着”。Bollas(1993)认为，我们会无意识地聚集我们清醒时的客体、兴趣和工作，使之与我们的核心潜意识所朝思暮想的内容相符，就像梦经由内在世界的内容而更丰富。他认为诠释是无止尽的幻想活动的“浓缩”，在诠释患者的“故事”里，“分析师得以梦见他的患者”。

自体心理学持续了荣格对梦的看法，而认为梦是一种存在的表述。荣格视梦为内在自我的外显，“基于维持并组织经验之需求，它具有保持平衡的功能”。Kohut(1983)描述“自我状态之梦”(self-state dreams)，其中梦境的外显内容是患者目前存有状态的表现。有位年轻男子梦见他抱住母亲，告诉她，他死了。这样的梦所表达的是做梦者所缺乏的内在生命、其广泛性的焦虑依附，以及对于母亲夺取其活力的指控。分析师可以假设梦中所出现的所有角色都代表患者自我的某一部分，而攻击、性、顺从、焦虑、迫害、报复等等，都可能由清醒的自我分裂出来而出现在梦中，因此透过梦的分析可使分裂的自我重新复原。

梦与现代神经科学

精神分析界对梦的看法渐渐远离了弗洛伊德初始的两个想法(梦是愿望实现，以及潜在内容的显现)，而愈来愈看重梦的意义(meaning)、梦的外显内容和潜在内容，及以梦为治疗关系的一部分。这样的转变和现代神经生理学对梦的看法是一致的。自从Aserinsky和Kleitman(1953)发现了梦中的快速眼动期(Rapid Eye Movements；REM)之后，促发了一股研究睡眠的风潮。其中有个重要的发现，认为REM 是心智健康的必要条件——被剥夺REM 的受试者(在他睡着时，不断地叫醒他)比没有被剥夺者要更快地呈现神志不清的状态。这个发现让Rycroft宣称，弗洛伊德对梦的原始发现要改观了，他认为人其实是为了梦而睡(sleepin order to dream)，而非为了睡而梦(dream in order to sleep)。不过，并非所有的REM 都与梦有关，也不是所为的梦都与REM 有关。梦是对睡眠中的刺激所做的反应，其中REM 是最常见的刺激，但并不是唯一的(像闹钟这样的外在刺激也会令人做梦)，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做梦是为了在面对刺激时继续维持睡眠，这样的说法也是满合理的。

神经生理学界里，研究梦的主流典范是霍布森Hobson(1988)的催化-整合说(activation-synthesishypothesis)。弗洛伊德假设，心智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释放所累积的身心能量，好回到原来的寂静状态。它是一种暗中进行的释放过程。而现在愈来愈多人则认为做梦的主要目的，似乎更在于处理讯息而非释放能量，梦将累积的讯息加以归类及贮存，使人在清醒时可以随时用它来适应外在的现实世界。

Hobson(1988) 则认为，外在刺激停止时，脑干便自动地活化大脑皮质的神经活动。被最先刺激的路径(白天的残留物)最具影响力。一大堆全然不同的记忆和经验被刺激后，大脑(强迫制造意义的创作者)则试着将这些刺激组装成有意义的模板，形成具有连贯性的故事。这些大脑的随机活动在缺乏外在脉络，和神经活动的调节下，乃创造了怪异而多彩多姿的梦境。

弗洛伊德的理论主张，为了规避脑袋里的电检人员，梦的意义被潜藏在梦境中；催化-整合说则认为，梦是一连串不连贯的影像，而其意义是附加上去的，亦即做梦中的大脑并非努力地在伪装那些连贯但又不被接受的思想，而是努力地找出混乱影像的可能意义。无论如何，Hobson的反精神分析观点并未建构完全。因为有些感官-运动神经皮质(sensory-motor cortex)不健全的人仍然可以做正常的梦，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在梦中自由行走，哑巴在梦中可以正常的说话，瞎子和聋子可以看见、听见，这些现象正好与Hobson 的说法相抵触，梦其实是更复杂的表征过程，需要从更高层次的大脑活动来看，而不只是从运动神经或感官皮质来看。

弗洛伊德所言不假，梦确实反映了做梦者的渴望和所关心的事，因为这些梦将收录进来的讯息意义化了。这样的关点和维克根斯坦Wittgenstein早年对精神分析对梦的批判相同，他说，你给任何人一堆毫不相干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然后要这个人用一个故事把这些东西串连起来，他所创作出来的故事当然会泄露潜藏的生命主题与渴望。丹尼特Dennett(1993)的“哲学精神分析的派对游戏”也表达相似的看法，在派对游戏里，有个人作鬼，他要问一些问题，而别人给他一堆不相干的答案，他要利用这些答案做一个“梦”，这游戏指出心智因为急切地想要采用外来讯息进行创作，不管它们是多么地无意义，仍会依据其潜意识的观念创造出作品来。

催化-整合说与当代精神分析的相关在于：它主张梦的诠释所反映的不仅是做梦者也是分析师的渴望和内心所关心的事。梦本身变成一种罗夏克测验——或空白荧幕——每个精神分析学派在上面投射它自己的精神分析故事。弗洛伊德坚信梦境的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必须细看每一个部分，并靠着患者的自由联想来引导：“诠释梦……若没有参考做梦者的联想，将……只是支离破碎的非科学技巧，其价值令人怀疑”。注意梦的细节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解读梦的潜在意义，而是要避免分析者将自创的意义强加于做梦者。换句话说，了解梦的细节可避免分析师太快将梦的内容与患者的生活及目前的困境连结，而综合出做梦者的“潜在想法”——即避免分析师企图经由自己的假设、偏见和幻想将梦的经验综合成一个连贯的、有意义的事件。如果我们将分析治疗关系看成“双人互动领域”(bipersonal field)，则我们可预期患者和分析师的潜意识幻想也会彼此影响，因此其中一个人的梦将会影响另一个人的梦。